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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蒙古征服為契機，在歐亞大陸上所引發(fā)的東西方天文學交流，是一個遠未獲得充分研討的課題。這場交流中的史實、遺跡、它的影響、意義等等，都是非常引人人勝的
1251年成吉思汗去世，由蒙哥即位。
蒙哥派他的一個弟弟旭烈兀西征中亞和西亞，建立了一個東起阿姆河、西括小亞細亞大部地區(qū)的伊兒汗國。（伊爾汗，即伊朗汗。）
旭烈兀西征時，不少精通天文歷法的中國學者隨軍西征，他們后來留在馬拉蓋天文臺工作，參加了《伊兒汗歷表》的編纂，并將中國天文歷法介紹到中亞。
蒙哥的另一個弟弟忽必烈總領漠南，1256年在開平建立藩邸，并征召回回天文學家為其工作，顯然這種形勢有利于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天文學交流。
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繼大汗位，據《新元史·百官志》載，這一年在開平設置了司天臺。中統(tǒng)四年（1263）開平府升為上都。
至元四年（1267），著名天文學家札馬魯丁向忽必烈進獻七件西域天文儀器。據李約瑟考證，札馬魯丁可能是札馬魯丁·伊本·穆罕默德·納賈里，他表示不愿負責修建伊兒汗國首都南面的馬拉蓋天文臺。受旭烈兀派遣而來中國。
忽必烈的皇弟擁有大型天文臺和眾多天文學家，不可能不對忽必烈產生重要影響。忽必烈在至元八年于上都承應闕宮增置回回司天臺。
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視是元代天文學繼續(xù)發(fā)展的保證。他不像他的祖父在征戰(zhàn)中顧不上頒用新的歷法，盡管耶律楚材先后進獻過《西征庚午元歷》和《麻答歷》，但都未能采納頒行。早在至元四年（1267），他就將西域人札馬魯丁進獻的《萬年歷》在部分地區(qū)頒用，并積極準備組織編撰并不限于信奉伊斯蘭教人使用的通用歷法。因此，盡管蒙古族過去是一個靠物候掌握時日的文化比較落后的民族，但固有的習俗和形勢的變化，促使新的統(tǒng)治者重視天文歷法，為元代天文學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
《元史·百官志》：“世祖在潛邸時，有旨征回回為星學者?！?br>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還提到他也可能名叫札馬魯丁·伊本·馬赫福茲，現在巴黎還存有他作的有72顆恒星的星表手稿。見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II，pp.372-373。
《元史·歷志》稱“世祖稍頒行之”，《新元史·歷志》稱“西域人札馬魯丁用回回法撰萬年歷，帝稍采用之”。
旭烈兀在西亞建立伊爾汗國，并隨后在馬拉蓋地區(qū)（今伊朗西北部）建造了一座規(guī)模龐大的天文臺。
這里匯集了許多當時優(yōu)秀的天文學家，波斯天文學家納西爾丁·圖西就曾在此負責天文觀測和計算活動，完成了著名的《伊爾汗歷》。
在馬拉蓋天文臺工作的，也有來漢族的天文學家，《伊爾汗歷》中有專門介紹中國歷法的章節(jié)。中國的四季歷法深刻影響了西亞的歷法概念。
1267年，旭烈兀派遣西域天文學家札馬魯丁向忽必烈進獻了七件西域天文儀器，史稱“西域儀象”。其中，就包括黃道渾儀、天球儀、地球儀和星盤等。忽必烈還在上都創(chuàng)立回回司天監(jiān)，任命札馬魯丁為回回司天監(jiān)的提點，作為天文臺的最高負責人。
回回司天監(jiān)不但負責天文觀測、計時以及占卜等事務，還負責編算和發(fā)行民用的回回歷書。
此外，阿拉伯天文儀器具有大型化的特點，阿拉伯天文學家認為儀器的尺度越大，測量的精度也就越高，這樣的理念后來也影響到后來的一些天文儀器。元代的登封觀星臺采用四丈高表，而非傳統(tǒng)的八尺圭表，也被認為受其影響。
另據《秘書監(jiān)志》記載，元代曾使用有“積尺諸家歷”。所謂“積尺”就是阿拉伯文Zj，指用于推算日月和五星位置，以及日月食時刻的阿拉伯天文算表，這些算表也成為此后編撰《回回歷法》的基礎。
元朝覆滅后，明太祖朱元璋對阿拉伯天文學也格外重視。在攻克元大都后，他下令將回回司天臺所藏大量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的天文著作運至南京，并先后吸納了幾十位原本為元朝服務的回回天文學家，包括馬德魯丁、馬沙亦黑與馬哈麻等。
朱元璋還派遣漢族天文學家去回回司天監(jiān)學習，對從元朝繳獲而來的部分天文學著作進行翻譯，在1383年前后完成了《回回歷法》。在明代，回回歷法獲得了與官方大統(tǒng)歷相互“參用”的地位，常被用于日月食的預報。日月食是中國古代星占中最為兇險的異常天象。與大統(tǒng)歷相比，回回歷法在預報日月的食分大小方面具有一定優(yōu)勢，能夠為日月食的預報及其攘災救護提供參考。
在回回歷法之前，中國傳統(tǒng)歷法無法預報月五星凌犯，所謂“凌犯”就是一個天體靠近另一個天體，意味著“侵犯”之意。每當發(fā)生凌犯現象，古人都會對其進行相應的占驗。對于相信天命的朱元璋來說，如果能實現對這一天象進行預報，并提前采取應對措施，以消弭可能出現的不利事件，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也成了朱元璋對阿拉伯天文學極為重視的原因之一。隨著回回歷法被用于凌犯推算，外來的阿拉伯天文知識得以與中國的傳統(tǒng)星占相結合，出現了“以回回之法，占中朝之命”的特殊文化現象。
《回回歷法》中還有一份恒星星表，記載有黃道附近的277顆恒星所在的星座名稱、編號、黃道經度和緯度、星等。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在中國介紹星等概念，以及進行中外星名對照的恒星星表。
此外，與《回回歷法》一同編纂的還有一部阿拉伯星占著作，這就是《明譯天文書》，該書翻譯自阿拉伯天文學家闊識牙兒的《星占學導論》，也是當時一部有影響的關于命宮占的著作。
朱元璋還曾命令手下的天文學家對中國和阿拉伯天文歷法系統(tǒng)進行會通，即“欲合而為一，以成一代之歷志”，通過將兩者結合，制定出一部更為杰出的歷法。但因為兩種天文系統(tǒng)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最終未能如愿。
雖然朱元璋未能實現將傳統(tǒng)大統(tǒng)歷法和基于阿拉伯天文學的回回歷法合二為一，但這兩種歷法在明代自始至終都被相互參用，成為官方正式采用的兩部歷法。
有關耶律楚材與丘處機這兩位著名人物在中亞的天文學活動的記載，是頗為重要的背景材料。它們表明，元代中國與伊斯蘭天文學的接觸，在忽必烈時代的高潮到來之前，早巳非常活躍地進行著。
耶律楚材（1189～1243）本為契丹人，遼朝皇室的直系子孫，先仕于金，后應召至蒙古，于1219年作為成吉思汗的星占學和醫(yī)學顧問，隨大軍遠征西域。在西征途中，他與伊斯蘭天文學家就月蝕問題發(fā)生爭論，《元史·耶律楚材傳》載其事云：
西域歷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
此事發(fā)生于成吉思汗出發(fā)西征之第二年，即1220年，這可由《元史·歷志一》中“庚辰歲，太祖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的記載推斷出來。
發(fā)生的地點為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之撒馬爾罕（Smarkand），[2]這可由耶律楚材自撰的西行記錄《西游錄》（向達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的行蹤推斷出來。
耶律楚材在中國傳統(tǒng)天文學方面造詣頗深。元初承用金代《大明歷》，不久誤差屢現，上述1220年五月“月蝕不效”即為一例。為此耶律楚材作《西征庚午元歷》（載于《元史·歷志》之五至六），其中首次處理了因地理經度之差造成的時間差，這或許可以看成西方天文學方法在中國傳統(tǒng)天文體系中的影響之一例——因為地理經度差與時間差的問題在古希臘天文學中早已能夠處理，在與古希臘天文學一脈相承的伊斯蘭天文學中也是如此。
據另外的文獻記載，耶律楚材本人也通曉伊斯蘭歷法。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麻答把歷”條云：
耶律文正工于星歷、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于中國，乃作《麻答把歷》，蓋回鶻歷名也。
聯(lián)系到耶律楚材在與“西域歷人”兩次爭論比試中都占上風一事，可以推想他對中國傳統(tǒng)的天文學方法和伊斯蘭天文學方法都有了解，故能知己知彼，穩(wěn)操勝算。
約略與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西征的同時，另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丘處機（1148～1227）也正在他的中亞之行途中。他是奉召前去為成吉思汗講道的。丘處機于1221年歲末到達撒馬爾罕，幾乎可以說與耶律楚材接踵而至。丘處機在該城與當地天文學家討論了這年五月發(fā)生的日偏食（公歷5月23日），《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載其事云：
至邪米思干（按即撒馬爾罕）……時有算歷者在旁，師（按指丘處機）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
此三處所見各不同?！越窳现?，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
丘處機此時已73歲高齡，在萬里征途中仍不忘考察天文學問題，足見他在這方面興趣之大。他對日食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可見到不同食分的解釋和比喻，也完全正確。
耶律楚材與丘處機都在撒馬爾罕與當地天文學家接觸和交流，這一事實看來并非偶然。150年之后，此地成為新興的帖木兒王朝的首都，到烏魯伯格（Ulugh Beg）即位時，此地建起了規(guī)模宏大的天文臺（1420），烏魯伯格親自主持其事，通過觀測，編算出著名的《烏魯伯格天文表》——其中包括西方天文學史上自托勒密之后千余年間第一份獨立的恒星表。
故撒馬爾罕當地，似乎長期存在著很強的天文學傳統(tǒng)。
馬拉蓋天文臺上的中國學者是誰？
公元13世紀中葉，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Hulagu，或作Hulegu）大舉西征，于1258年攻陷巴格達，阿拔斯朝的哈里發(fā)政權崩潰，伊兒汗王朝勃然興起。在著名伊斯蘭學者納速拉丁·圖思（Nasir al-Din al-Tusi）的襄助之下，旭烈兀于武功極盛后大興文治。伊兒汗朝的首都馬拉蓋（Mara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城南）建起了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天文臺（1259），設備精良，規(guī)模宏大，號稱藏書四十余萬卷。馬拉蓋天文臺一度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學術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學者前去從事研究工作。
薩頓（C．Sarton）在他的《科學史導論》中提出，馬拉蓋天文臺上曾有一位中國學者參加工作。
此后這一話題常被西方學者提起。但這位中國學者的姓名身世至今未能考證出來。
薩頓之說，實出于多桑（C．M．D’Ohsson）《蒙古史》，此書中說曾有中國天文學家隨旭烈兀至波斯，對馬拉蓋天文臺上的中國學者則僅記下其姓名音譯（Fao-moun-dji）。[5]
由于此人身世無法確知，其姓名究竟原是哪三個漢字也就只能依據譯音推測，比如李約瑟著作中采用“傅孟吉”三字。
再追溯上去，多桑之說又是根據一部波斯文的編年史《達人的花園》而來。此書成于1317年，共分九卷，其八為《中國史》。書中有如下一段記載：
直到旭烈兀時代，他們（中國）的學者和天文家才隨同他一同來到此地（伊朗）。其中號稱“先生”的屠密遲，學者納速拉丁·圖思奉旭烈兀命編《伊兒汗天文表》時曾從他學習中國的天文推步之術。又，當伊斯蘭君主合贊汗（Ghazan Mahmad Khan）命令纂輯《被贊賞的合贊史》時，拉施德?。≧ashid al-Din）丞相招致中國學者名李大遲及倪克孫，他們兩人都深通醫(yī)學、天文及歷史，而且從中國隨身帶來各種這類書籍，并講述中國紀年，年數及甲子是不確定的。
關于馬拉蓋天文臺的中國學者，上面這段記載是現在所能找到的最早史料?！巴烂苓t”、“李大遲”、“倪克孫”都是根據波斯文音譯懸擬的漢文姓名，具體為何人無法考知。“屠密遲”當即前文的“傅孟吉”——編成《伊兒汗天文表》正是納速拉丁·圖思在馬拉蓋天文臺所完成的最重要業(yè)績。由此還可知《伊兒汗天文表》（又稱《伊兒汗歷數書》，波斯文原名作Zij11-Khani）中有著中國天文學家的重要貢獻在內。
最后還可知，由于異國文字的輾轉拼寫，人名發(fā)音嚴重失真。要確切考證出“屠密遲”或“傅孟吉”究竟是誰，恐怕只能依賴漢文新史料的發(fā)現。
雙語的天文學文獻
李約瑟曾引用瓦格納（Wagner）的記述，談到昔日保存在俄國普耳科沃天文臺的兩份手抄本天文學文獻。兩份抄本的內容是一樣的，皆為從1204年開始的日、月、五大行星運行表，寫就年代約在1261年。值得注意的是兩份抄本一份為阿拉伯文（波斯文），一份則為漢文。1261年是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李約瑟猜測這兩份抄本可能是札馬魯丁（詳下文）和郭守敬合作的遺物。但因普耳科沃天文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曾遭焚毀，李氏只能“希望這些手抄本不致成為灰燼”。
在此之前，薩頓曾報道了另一件這時期的雙語天文學文獻。這是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撒馬爾罕第（Ata ibn Ahmad al-Samarqandi）于1362年為元朝一王子撰寫的天文學著作，其中包括月球運動表。手稿原件現存巴黎，薩頓還發(fā)表了該件的部分書影，從中可見此件阿拉伯正文旁附有蒙文旁注，標題頁則有漢文。
此元朝的蒙古王子據說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裔阿刺忒納。[10]這件文獻中的天文學內容似尚未見專題研究問世。
札馬魯丁以及他送來的七件西域儀器
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進獻西域天文儀器七件。七儀的原名音譯、意譯、形制用途等皆載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學者極大的研究興趣。由于七儀實物早已不存，故對于各儀的性質用途等，學者們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茲簡述七儀原名音譯、哈特納（W．Hartner）所定阿拉伯原文對音、意譯（據《元史·天文志》），并略述主要研究文獻之結論，依次如下：
1．“咱禿哈刺吉（Dhatu al-halaq-i），漢言混天儀也?！崩罴s瑟認為是赤道式渾儀，中國學者認為應是黃道渾儀，是古希臘天文學中的經典觀測儀器。
2．“咱禿朔八臺（Dhatu’sh-shu‘batai），漢言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敝型鈱W者都傾向于認為即托勒密在《至大論》（Almagest）中所說的長尺（Organon parallacticon）。[12]
3．“魯哈麻亦渺凹只（Rukhamah-i-mu‘-wajja），漢言春秋分晷影堂?！庇脕頊y求春、秋分準確時刻的儀器，與一座密閉的屋子（僅在屋脊正東西方向開有一縫）連成整體。
4．“魯哈麻亦木思塔余（Rukhamah-i-mustawiya），漢言冬夏至晷影堂也?！睖y求冬、夏至準確時刻的儀器，與上儀相仿，也與一座屋子（屋脊正南北方向開縫）構成整體。
5．“苦來亦撒麻（Kura-i-sama’），漢言渾天圖也?！敝型鈱W者皆無異議，即中國與西方古代都有的天球儀。
6．“苦來亦阿兒子（Kura-i-ard），漢言地理志也?！奔吹厍騼x，學者也無異議。
7．“兀速都兒刺（al-Ustulab），漢言定晝夜時刻之器也?！睂嵓粗惺兰o在阿拉伯世界與歐洲都十分流行的星盤（astrolabe）。
上述七儀中，第1、2、5、6皆為在古希臘天文學中即已成型并采用者，此后一直承傳不絕，阿拉伯天文學家亦繼承之；第3、4兩種有著非常明顯的阿拉伯特色；第7種星盤，古希臘已有之，但后來成為中世紀阿拉伯天文學的特色之一，阿拉伯匠師制造的精美星盤久負盛名。如此淵源的七件儀器傳人中土，意義當然非常重大。
札馬魯丁進獻七儀之后四年，忽必烈下令在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東南境內）設立回回司天臺（1271），并令札馬魯丁領導司天臺工作。及至元亡，明軍占領上都，將回回司天臺主要人員征召至南京為明朝服務，但是該臺上的西域儀器下落，卻迄今未見記載。由于元大都太史院的儀器都曾運至南京，故有的學者推測上都回回司天臺的西域儀器也可能曾有過類似經歷。但據筆者的看法，兩座晷影堂以及長尺之類，搬運遷徙的可能性恐怕非常之小。
這位札馬魯丁是何許人，學者們迄今所知甚少。國內學者基本上傾向于接受李約瑟的判斷，認為札馬魯丁原是馬拉蓋天文臺上的天文學家，奉旭烈兀汗或其繼承人之派，來為元世祖忽必烈（系旭烈兀汗之兄）效力的。
后來李迪提出：札馬魯丁其人就是拉施特（即本文前面提到的“拉施德丁丞相”）《史集》（Jami al-Tawatikh）中所說的Jamal al-Din（札馬刺丁），此人于1249～1252年間來到中土，效力于蒙哥帳下，后來轉而為忽必烈服務，忽必烈登大汗之位后，又將札馬魯丁派回伊兒汗國，去馬拉蓋天文臺參觀學習，至1267年方始帶著馬拉蓋天文臺上的新成果（七件西域儀器，還有《萬年歷》）回到忽必烈宮廷。
回回司天臺上的異域天文學書籍
上都的回回司天臺，既與伊兒汗王朝的馬拉蓋天文臺有親緣關系，又由伊斯蘭天文學家札馬魯丁領導，且專以進行伊斯蘭天文學工作為務，則它在伊斯蘭天文學史上，無疑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可以視為馬拉蓋天文臺與后來帖木兒王朝的撒馬爾罕天文臺之間的中途站。而它在歷史上華夏天文學與伊斯蘭天文學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只要指出下面這件事就足以見其一斑：
至元十年（1273）閏六月十八日，太保傳，奉圣旨：“回回、漢兒兩個司天臺，都交秘書監(jiān)管者。”
兩個所持天文學體系完全不同的天文臺，由同一個上級行政機關——秘書監(jiān)來領導，這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也是極為罕見（如果不是僅見的話）的有趣現象。可惜的是，對于這樣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意義的天文臺，我們今天所知的情況卻非常有限。
在這些有限的信息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秘書監(jiān)志》中記載的一份藏書目錄，這些書籍都曾收藏在回回司天臺中，書目中天文數學部分共13種著作，茲錄如下：
1．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數》十五部。
2．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
3．撒唯那罕答昔牙《諸般算法段目并儀式》十七部。
4．麥者思的《造司天儀式》十五部。
5．阿堪《訣斷諸般災?！凡俊?br>
6．藍木立《占卜法度》部。
7.麻塔合立《災福正義》部。
8．海牙剔《窮歷法段數》七部。
9．呵些必牙《諸般算法》八部。
10．《積尺諸家歷》四十八部。
11．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
12．撒那的阿刺忒《造渾儀香漏》八部。
13．撒非那《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
這里的“部”大體上就是“卷”。第5、6、7三種的部數數目空缺；由“本臺見合用經書一百九十五部”減去其余10種的部數總和，可知此三種書共有58“部”。
這些書是用什么文字寫成的，尚未見明確記載。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它們是中文書籍的可能性，但筆者認為它們更可能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它們很有可能就是札馬魯丁從馬拉蓋天文臺帶來的。
由于上述書目中音譯的人名和意譯的書名都很難確切還原成原文，因此這13種著作的證認工作尚無多大進展。方豪認為第1種就是著名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十五部”也恰與《幾何原本》的15卷吻合
這個判斷或許可信。還有人認為書目中第4種可能是托勒密《至大論》，[18]似不可信；因《造司天儀式》顯然是專講天文儀器制造的，況且《至大論》全書13卷，也與“十五部”之數不合。
伊斯蘭天文學對郭守敬及其儀器有無影響？
在札馬魯丁進獻七件西域儀器之后九年、上都回回司天臺建成后五年、回回司天臺和“漢兒司天臺”奉旨同由秘書監(jiān)領導之后三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天文學家之一郭守敬，奉命為“漢兒司天臺”設計和建造一批天文儀器，三年后完成（1276～1279）。這批儀器頗多創(chuàng)新之處，如簡儀、仰儀、正方案、門規(guī)幾等。
由于郭守敬造儀器在札馬魯丁獻西域儀器之后，所造各儀又多前此中國所未見者，因此很自然地產生了“郭守敬儀器是否曾受到伊斯蘭天文學影響”的問題。
對此問題，國內學者主要的意見是否定的，認為札馬魯丁所獻儀器“都沒有和中國傳統(tǒng)的天文學結合起來”，原因有二：一是這些黃道體系的儀器與中國的赤道體系傳統(tǒng)不合；二是使用西域儀器所需的數字知識等未能一起傳人。
國外學者也有持否定態(tài)度的，如約翰遜（M.Johnson）明確指出，“1279年天文儀器的設計者們拒絕利用他們所熟知的穆斯林技術”。[21]李約瑟對此問題的態(tài)度不明確。例如關于簡儀是否受到阿拉伯影響，他既表示證據不足，卻又說“從一切旁證看來，確實如此（受過影響）”。[22]但是這些旁證究竟是什么，他卻沒有給出。
筆者以為，就表面而言，郭守敬的儀器中確實看不出伊斯蘭天文學的直接影響，相反倒能清楚見到它們與中國傳統(tǒng)天文儀器之間的一脈相傳。對此可以給出一個相當有力的解釋。
前述回、漢兩司天臺同歸秘書監(jiān)領導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一事實無疑已將郭守敬與札馬魯丁以及他們各自領導的漢、回天文學家置于同行競爭的狀況中。郭守敬既奉命另造天文儀器，他當然要盡量“拒絕”對手的影響，方能顯出他與對手各擅勝場，以便更求超越對手；倘若他接受了伊斯蘭儀器的影響，就會被對手指為步趨仿效，技不如人，則“漢兒司天臺”在此競爭中將何以自立?
但是在另一方面，筆者又以為，就間接的層面而言，郭守敬似乎又受到了阿拉伯天文學的一些影響。此處姑先舉兩個例子以說明之。
其一是簡儀。簡儀之創(chuàng)新，即在其“簡”——它不再追求環(huán)組重疊，一儀多效，而改為每一環(huán)組測量一對天球坐標（簡儀實際上是置于同一基座上的兩個分立儀器：赤道經緯儀和地平經緯儀）；這種一儀一效的風格，是歐洲天文儀器的傳統(tǒng)風格，從札馬魯丁所獻七儀到后來耶穌會士南懷仁（F.Verbiest）奉康熙帝之命所造六儀（今尚保存在北京古觀象臺），皆可看到這一風格。
其二為高表。札馬魯丁七儀中有“冬夏至晷影堂”，其功能與中土古老的圭表一樣，但精確度可以較高；郭守敬不屑學之，仍從傳統(tǒng)的圭表上著手改進，他的辦法是到河南登封去建造巨型的高表和量天尺（即巨型圭表）。但是眾所周知，“巨型化”正是阿拉伯天文儀器的特征風格之一。
在上述兩例中，一是由阿拉伯天文學所傳遞的歐洲風格，一是阿拉伯天文學本身所形成的風格，它們都可以視為伊斯蘭天文學對郭守敬的間接影響。當然，在發(fā)現更為確實的證據前，筆者并不打算將上述看法許為定論。
以蒙古征服為契機，在歐亞大陸上所引發(fā)的東西方天文學交流，是一個遠未獲得充分研討的課題。這場交流中的史實、遺跡、它的影響、意義等等，都是非常引人人勝的。我們迄今所知者，很可能僅是冰山之一角。（轉載請注明見道網www.0888job.com）見道網工程欄目編輯/張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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