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和第谷、多普勒、牛頓等近代歐洲人的天文學及數(shù)學知識,不是來自什么希臘羅馬,而全部都是來自中古時代阿拉伯人的學術(shù)。
在天文學方面,巴塔尼(al’Battani,歐洲人也稱作Albatenius,公元850~929年)是對近世歐洲歐洲影響最大的天文學家。
阿爾·巴塔尼(A1-Battani,公元858年~929年)是阿拉伯最偉大的天文學家,他屬于巴格達學派(公元9~10世紀)。
巴格達學派在阿拉伯世界的東部,以巴格達為中心,受中國、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學影響很深。
巴塔尼出生于美索不達米亞的哈蘭(位于今土耳其東南部)的一個崇拜星辰的塞比教派家庭,這恐怕與其日后對天文學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以及學習制作天文儀器的技能不無影響;但是他本人則是虔誠的穆斯林。巴塔尼的工作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著名的安條克(位于今土耳其境內(nèi))與拉卡(位于今敘利亞境內(nèi))天文臺完成的。
他的《天文論著》(又名《星的科學》)被后來的歐洲天文學家諸如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年)、第谷(Tycho,1546~1601年)、開普勒(Kepler,1571~1630年)、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年)等人研習。從巴塔尼的著作并受益非淺。
他所創(chuàng)制的天文歷表——《薩比天文》,一直是其后幾個世紀歐洲天文學家的基本讀物。這位偉大的天文學家的主要成就在于,他不僅編錄了489顆天體,而且把一年的時間長度精確至365天5小時48分24秒,重新計算出(春秋二分點的)分點歲差為54.5",以及測定黃赤交角(赤道平面與黃道平面的交角)為23度35分(現(xiàn)在已知數(shù)值為23度26分)。
巴塔尼提出地球在一條變動著的橢圓形軌道上運動(偏心率),發(fā)現(xiàn)太陽遠地點的“進動”(即太陽距離地球最遠點的位置是變化的,這是巴塔尼最著名的發(fā)現(xiàn)),以及認為日環(huán)食可能是一種日全食。
他對于太陽運行的觀測比哥白尼還要精確,并且在幾個世紀之后還被上述歐洲的天文學家所采用。巴塔尼的《天文論著》于1116年由意大利提沃利的普拉托(Plato,11~12世紀)譯成拉丁語。
蘇菲(al’Sufi,公元903~986年)所著《恒星圖像》(或譯作《恒星星座》),一書,是伊斯蘭天文學觀測的三大杰作之一。
他通過觀測,修正了托勒密《至大論》中的不少數(shù)據(jù),所確定的回歸年長度非常準確,成了七百年后格里高利改歷的基本依據(jù)。他的最杰出的貢獻是發(fā)出了太陽遠地點的進動;他的全集《薩比歷數(shù)書》(The Sabian Zij,又譯為《論星的科學》),是一部實用性很強的巨著,后來對歐洲天文學的發(fā)展有深遠的影響。
巴格達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阿爾·蘇菲。蘇菲,對星圖、星座極有研究,有《恒星星座書》傳世,書中繪有精美的星圖,不少恒星的星等比以前有所改進,他為許多恒星起的專名,如Aldebaran(中名畢宿五)、Altair(中名河鼓二)、Deneb(中名天津四)等,一直沿用至今。但他對恒星坐標位置少有改進,因為他常埋頭書本而疏于觀測,據(jù)說1054年出現(xiàn)在金牛座的超新星他都沒有注意到。
蘇菲根據(jù)自己的實際觀測,在書中確定了48顆恒星的位置、星等和顏色,并且繪制出精美的星圖與列有恒星的黃經(jīng)、黃緯及星等的星表。他還為許多天體進行了名稱鑒定,提出許多天文術(shù)語,許多現(xiàn)在世界上通用的天體名稱都來源于蘇菲的命名,例如牽牛星、畢宿五、天津四等。蘇菲的星圖也是關(guān)于恒星亮度的珍貴的早期資料。公元964年,正是他最早記錄下仙女星座。
這位古代的天文學家對天文學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蘇菲星團”,國際天文學會還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月球表面一處環(huán)形山來紀念他。
瓦法(al'Wafa,也稱Albuzjani,公元940~998年)是巴格達天文學派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已知他曾測定過黃赤交角和分至點,并且是提出“月球出差”的第一位天文學家;此外他還為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編撰了簡編本。
奧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公元1048~1131年)在當時由突厥塞爾柱王朝管轄的伊斯法罕,參與并領(lǐng)導了天文歷表的編撰與歷法改革工作,制定的賈拉利歷的精確程度已經(jīng)十分接近格利高里歷,根據(jù)這部歷法測定一天的長度為365.24219858156天(后來由于政局的動蕩歷法改革工作被迫終止)。
比魯尼(Biruni,公元973~1050年)堪稱那個時代理論水平與實踐能力俱佳的“天才”,天文學(與數(shù)學)是其深入涉足的領(lǐng)域。他在一部近1500頁的著名的百科全書——《馬蘇迪之典》中,測定了太陽遠地點的運動,并且首次指出其與歲差變化存在略微的差別。
《馬蘇迪之典》是一部集天文、地理和民族學的通科著作。比魯尼還設(shè)想地球是自轉(zhuǎn)的。他在寫給好友、同時代的著名醫(yī)學家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公元980~1037年)的信中,甚至提出地球繞太陽運轉(zhuǎn)的學說,并且認為行星的軌道是橢圓形而非圓形的。
地球繞太陽運轉(zhuǎn)的觀點還表現(xiàn)在比魯尼的一部天文學百科全書——《占星入門解答》之中。他說,如果認為地球是在圍繞太陽運轉(zhuǎn)的話,那么就不難解釋其他星體的運動情況。另外,至于我們今天所說的銀河系,比魯尼發(fā)現(xiàn)它是由“無數(shù)的各種星體組合而成”。
1080年,西班牙穆斯林天文學查爾卡利(al’Zarqali,西方人稱為Arzachel,11世紀)完成《托萊多星表》(也譯作《托萊多天文表》)。
另一個較晚的學派是開羅學派(公元10~12世紀),它活躍在阿拉伯世界的中部,以開羅為中心。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伊本·尤努斯(Ibn Yunus,?~1009年),他從977年到1003年作了長達27年的觀測,在此基礎(chǔ)上編撰了《哈基姆歷數(shù)書》,不但有觀測數(shù)據(jù),而且有計算的理論和方法,用正射投影和極射投影的方法解決了許多三角學的問題。他的日、月食觀測記錄為近代天文學研究月亮的長期加速度運動提供了寶貴資料。
西方阿拉伯學派,公元11~13世紀活躍在西班牙地區(qū),早期的阿爾·扎卡里(al-Zarqali,公元?~1100年)測出太陽的遠地點相對于恒星的移動是每年12″.04(真實值為11″.08),黃赤交角在23°33′和23°53′之間來回變化,有《恒星運動論》、《星盤》等專著多種,最重要的是1080年主持完成的《托萊多(Toledo)歷表》,在歐洲使用了許多年,1252年才被《阿爾方索表》所代替。
伊斯蘭世界的天文臺和天文儀器都曾達到很先進的程度,較著名的有位于伊朗北部的馬拉蓋天文臺,建于公元1259年,裝備有半徑4米多的墻象限儀、一座直徑約3米的渾儀等。
還有烏魯-伯格天文臺,位于今烏茲別克境內(nèi),烏魯-伯格是帖木兒大帝的孫子,后來繼承了王位,他本人就是一位博學的天文學家,他建的天文臺分三層,有一架巨大的六分儀半徑竟超過40米。為什么造這么大的儀器?他們認為,儀器尺度越大,測量精度也就越高。其實這種正比關(guān)系是有限度的,因為儀器尺度越大,變形也就越嚴重,晃動也會加劇,反而影響了測量精度。伊斯蘭世界的那些天文臺常常是某個統(tǒng)治者個人的行為,總是伴隨著該統(tǒng)治者的去世而衰退,其興盛沒有超過30年的,這一點無法與中國相比,因為中國即使改朝換代,天文觀測和記錄也依然要延續(xù)。
烏魯-伯格這位帝王天文學家對1 000多顆恒星作了長期觀測,并根據(jù)所觀測的數(shù)據(jù)編成《新古拉干歷數(shù)書》,這是第一種獨立的星表。烏魯-伯格還是一位星占家,他從占卜星象得知,他將被自己的兒子殺害,于是他決定先下手,將其遠遠流放。不料這一舉措激怒了他的兒子,于是他的兒子發(fā)動叛變,真地殺死了他。
這時,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天文學家開始接觸到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學知識,他們中的有識之士為《至大論》等天文學著作的博大精深而震驚。因為近一千年來他們使用的天文學模型、運用的天文學知識實在是太原始了,他們簡直不相信一千年前歐洲的土地上還曾產(chǎn)生過這樣高深莫測的天文學工具,于是新一輪的翻譯熱潮開始,許多阿拉伯文著作又紛紛被譯成拉丁文。
西班牙國王阿爾方索十世(Alphonso X,公元1223~1284年),是一位阿拉伯天文學家的學生,但他本人信奉基督教,因此他特別熱衷于將阿拉伯天文學傳入歐洲。他主編的《天文學全集》(Cibros del Saber),共五大卷,收錄了阿拉伯世界幾乎全部的天文知識,圖文并茂。
由他召集猶太、阿拉伯天文學家編制的《阿爾方索表》在歐洲風行一時。
就這樣,阿拉伯人充當了古亞洲天文學與近代天文學的“二傳手”。古亞洲天文學這條一度浩浩洋洋的大河曾幾乎斷流,但幸運的是,它又在阿拉伯的沃野上吸收了足夠的水份,再折回歐洲,成為近代天文學的直接源頭。歐洲天文學由此產(chǎn)生了。(轉(zhuǎn)載請注明見道網(wǎng)www.0888job.com)見道網(wǎng)工程欄目編輯/張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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